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邓友梅:身外无累 心中无事【视频】

近日,某韩国媒体走访平昌冬奥会开闭幕场附近的餐厅发现,不少餐厅已在牌匾上加注英文“Korea Restaurant(韩国餐厅)”,菜单上也加注了中、英、日文菜名和食材等简单介绍,较几个月前全是韩文的菜单大有改观。

  邓友梅,这位被誉为当代“京味儿派”小说代表人物的老作家,虽因视力不好多年不写,他的作品在读者的心目中却一直生动着、活跃着:《我们的军长》《话说陶然亭》《追赶队伍的女兵们》《烟壶》《那五》,那些浸润着时代风雨、反映北京民俗风情的文字时至今天仍旧活色生香,而作家本人的人生传奇也颇值得玩味。

  1 第一笔稿费

  十一岁,邓友梅从出生地天津回到故乡山东。故乡是抗日根据地,他在党的抗日救国号召和教育下,十二岁就参军当了交通员。只干了一年就赶上精兵简政,部队发给邓友梅四十斤小米几丈粗布,让他复员,他又去天津投亲。天津街头有租小说的,租一本小说一天收几分钱。邓友梅打零工吃饭,别的娱乐玩不起,租书还租得起,就读起了小说。《薛仁贵征东》《江湖奇侠传》《红杏出墙记》《旧巷斜阳》,几乎碰上什么看什么。

  有一次,街头有打着旗招工的,不讲条件也不要铺保,邓友梅见机会难得,求着人家把他收下,谁知拉上船就被送到了日本,做了一名劳工。1945年,美国飞机把日本工厂炸毁了,没活可干,日本人又把劳工送回中国,打算叫他们在日军控制下的中国矿山劳动。邓友梅在几个大工人的带领下逃出工厂,参加了新四军。

  最初,邓友梅在连部当通信员,营长见他爱读书,送他去一所中学脱产学习补习文化。可是邓友梅当兵当野了,穿一身军装跟老百姓的孩子一块坐在课堂里念书,怎么也坐不稳当。碰巧军文工团排戏,郭沫若写的《 李闯王 》中有一个放牛的小孩儿,要求会说普通话。文工团找了几个小孩去面试,只有邓友梅被选中。小孩的戏不多,没戏演时邓友梅管小道具、点汽灯,最多的是帮演员提词。提一次词念一遍剧本,连提几场,就背下来了。

  解放战争打起来后,文工团开到前线做火线鼓动工作,不能正式搭台演戏了,只能在战场做即兴演出。行军时部队走路,邓友梅就和文工团的战友站在路边唱歌数快板,看到什么就要现编现演。新四军文工团许多演员来自上海,成本大套地演戏是专家,可没干过火线鼓动,不会扭秧歌,更不会编快板。邓友梅就靠自己提词学来的本事试着干。有回,他数快板被前线报纸编辑听见了,他说:“喂,你编的这段还不错嘛,把它写下来交给我好吧!”不久,稿子在新四军内部刊物《 歌与剧 》上印了出来,这就是邓友梅的处女作《 国大代表 》。他的第一笔稿费是一斤花生几个柿子。

  此后,邓友梅就常常写个快板唱词供即兴演出,但他既没读书也没想写文章,一心想当个好演员。不料十六七岁到了变声期,唱歌高不成低不就,邓友梅就只能点汽灯、管小道具,有点苦闷。这时有机会调整,他就到了茹志鹃班里。

  2 第一堂文学课

  “她嘴上也说:‘我写我的你睡你的好了。’她抽烟写字我没法睡,就坐在一旁给她卷烟。她又说,你少睡点也可以,越睡越懒,利用这时间读点书吧。就找出本书扔给我。”邓友梅回忆和茹志鹃的相处,如此说道。他的读书慢慢成为习惯,终于有一天没书可读就感到手足无措。

  有一次,他读完鲁迅的《野草》,茹志鹃就问:“什么地方给你印象最深?”邓友梅背书中的一段话:“在我的后园,可以看墙外有两株树,一株是枣树,另外一株也是枣树……”茹志鹃就笑:“明白意思吗?”邓友梅说:“就是有两棵枣树。”

  “那为什么不说‘两棵枣树’,而要说‘一棵是枣树,另外一棵也是枣树’?”

  邓友梅被问傻了。他没想过为什么。

  “这叫强调。”茹志鹃解释说,“有两棵枣树”给人印象不深。这样一强调,读者才会记住这两棵都是枣树。

  邓友梅说,这是他平生第一堂文学课。此后,茹志鹃鼓励他写日记,让他往写作上努力。新中国成立后,他在全国性报刊上发表的第一篇文章,就是《淮海战场日记》,《文艺报》在发表时把题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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